为儿在京上学 “假证母亲”三月换一袋证件
2013-08-21 08:55:20

  作为一名6岁的小男孩,小政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烦恼:妈妈消失了整整7天。
  在那之前,他正享受着夏天带来的快乐——假期、雪糕和树丛里从早到晚的虫鸣。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,小政已是适龄儿童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,他将在今年9月成为一名小学生。
  8月9日晚上,小政发现,妈妈没有回家。他并不知道,为了让他能在北京的公立小学借读,父母已经忙碌了三个多月。最终,母亲因购买假图章、假证件被逮捕。
  眼下,小学招生工作已经结束。在预计入学的17万多个名额中,有没有一张课桌会属于小政,依然无从得知。
  为了这张课桌,母亲韩美丽(化名)已经使出了全部力气。在被拘留7天之后,警方通知她可以回家,“取保候审”。
  她的家在城北,夹在地铁和铁路之间。在一排蓝顶灰墙的平房中,有属于一家四口租住的十几平方米。韩美丽是冷饮公司的业务员,丈夫李刚(化名)是配送员,女儿14岁,开学读初三。
  房子被一根晾衣绳隔成两部分。靠窗的是“卧室”。屋里一切都是旧的。棉被堆在床角,被面的花朵已经不再鲜艳。天花板的墙皮剥落,鱼鳞一般。衣柜门裂着黑漆漆的缝,电风扇沾满污迹。
  小政是屋里惟一的亮点。他拥有一张干净、秀气的小脸,穿着蓝白相间的T恤,踩着运动鞋,不知疲倦地跑进跑出。
  韩美丽倚在床边看着儿子,浮肿的眼睛不时涌出泪水。
  今年春节,她和丈夫开始商量小政上学的事,这对打工夫妻把户口簿从老家山东省嘉祥县老僧堂乡带到北京,那时他们以为,办儿子借读的事,有这个就够了。
  屋后,一列火车经过,隆隆声使得窗棂震颤。在巨大的噪音中,李刚努力地说起给儿子取名的缘由——“政”,希望他长大后能管理国家大事。还没学会走路,小政就被父母带到北京。
  “我们不愿意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。”李刚说,他更不愿被寄予厚望的儿子“输在起跑线上”。为此,夫妻俩尽了最大的努力。
  每月四五千元,这是李刚和韩美丽的全部收入。他们挤出不小的一笔钱,送小政去幼儿园、学英语。“Good afternoon!”在阳光明媚的午后,小政一边往母亲怀里钻,一边大声念着,韩美丽听不懂,却开心地笑起来。
  在幼儿园,小政是老师口中“聪明的乖孩子”,但没人告诉他的父母,非京籍儿童办理借读证明,需要很多手续。
  5月的一天,韩美丽收到居委会发来的家长告知书,北京市昌平区开始进行学龄人口信息采集和网上报名。不太会上网的她和丈夫借用邻居家的电脑,花了大半天才把信息填完。
  这仅仅是个开始。按照北京市教委规定,非京籍儿童在京借读需要“五证齐全”: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暂住证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、在京务工就业证明、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、全家户口簿。
  第一次去霍营街道办开借读证明,工作人员不在。第二次又去,夫妻俩被告知:缺少证件,不能办。
  李刚问少什么,除了一句“门上有,自己看”,压根儿没人搭理他。对着用手机拍下来的照片,这个较真儿的父亲一字一句抄下了关于“五证”的具体要求。如今,他还保存着那张A4大小的纸,皱巴巴的,密密麻麻地爬满圆珠笔抄写的字迹。
  “作为父母,咱要足够努力。”李刚说,他对比着那页纸,发现材料中缺少居住证明。还是韩美丽冷饮厂老同事借出了自家的房产证,才帮忙解决。可跑去街道办一问,新麻烦来了。
  刚到北京时,这对夫妻办过暂住证。但此后他们“都不知道”每年要去派出所登记、续签。
  眼看新办的暂住证不满6个月,不符合要求,另一份证明又被否了。
  5月中旬,小政的舅舅在山东老家为他办理“无人监护证明”,并辗转托老乡带到北京。但街道办对此表示,“证明”为手写,不符合规定。
  对于常常为外出打工随迁子女开具此项证明的乡政府来说,开“无人监护证明”是个“熟练活儿”,有人拿手写的证明来盖章,也有人打印,从来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。
  然而,霍营街道办给了李刚一张打印好的表格,要求必须按照标准格式来办。
  那是一张薄薄的纸,横平竖直地印着不超过100个字。也就是这张纸,把小政结结实实地挡在了校门外。
  此时,办理借读证明的截止日期快到了,在老家重新开证明已经来不及。韩美丽绝望了,回到家,她把儿子撵出去玩儿,关起门,和丈夫结结实实吵了一架。
  在同事和邻居眼里,这个女人向来平顺温和,跟谁都没红过脸。然而,这一晚,她心里堆积已久的委屈和烦闷统统倾泻而出。被抱怨“不管儿子”的李刚也憋不住发火了,吵完架过后好几天,他和妻子谁也没搭理谁。
  那两个月,韩美丽惦记着儿子上学的事儿,睡不着,吃不下,走路想,干活也想。李刚没想到,妻子瞒着他,做了个惊人的决定,“抓住救命稻草”。
  按照街边抄来的电话,这个“再也想不出办法”的母亲找到了一个刻章、办证的组织。缴纳了20元预付款,办理合乎时限要求的暂住证和老家乡政府的公章,“第二天就能取”。
  8月9日下午,韩美丽按照约定到达北店时代广场“取货”。她骑着电瓶车,远远看见“送货”的男孩站在商场门口。
  “那时,我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。”她说,然而,她停下车,刚摘了一只防晒的手套,就被两位民警拦住、带走。
  “妈妈去哪了?”晚上,小政问父亲。“出门办事了。”接到警方通知的李刚不忍说出实情。他买了面包和矿泉水送去派出所,但并没有见到妻子。
  在拘留所,韩美丽同样惦记着她的丈夫和孩子。“小孩吃得好吗?一个大男人怎么洗衣服呢?家里样样都要花钱,没有我他们怎么过呢……”
  7个失去自由的日夜让这个女人彻底后悔了。“我生在孔孟之乡,从小被教育遵纪守法,别说违法,就连爸妈的话,我也不敢不听。”韩美丽说。但当时,她觉得自己是“走投无路”。
  从没离开过母亲身边的小政开始害怕了,但他不敢多问。每天早上,他会爬到爸爸身边“腻一会儿”,大部分时候,他自己吃饭、叠衣服、和邻居小朋友玩耍。
  “第一次发现孩子这么懂事。”李刚说,最终,他忍不住告诉小政:“因为你上学,妈妈做了错事。”6岁的小男孩立即低下头,一句话也不说了。
  8月17日晚,李刚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,得知韩美丽可以“取保候审”。他借了一辆车,载着一双儿女去接妻子回家。
  见到母亲,小政直愣愣地扑上去,一把抱住母亲的腿。
  回到家的第二天上午,李刚给妻子煮了一碗面条。韩美丽洗净了头发,也换了衣服,但她面容憔悴。在说话时,她不大直视人的眼睛,说起“犯法的事”,她的情绪会立即崩溃:皱着眉头,捂住眼睛,无法继续交谈。
  只有小政能带给她片刻的安慰。他有时会一头钻进母亲怀里,有时又跑过来,把自己的零食塞到母亲手中。
  “妈妈,你抱抱我,我不记得你昨晚搂过我。”他说。韩美丽一手搂住儿子,一手紧紧攥着一只透明的文件袋。
  那里面是为小政上学所准备的一切:身份证、结婚证、出生证、户口簿、暂住证还有各种复印件。之前开的“无人监护证明”她像宝贝一样每天揣在身上,直到被逮捕,才作为物证由警方收走。
  “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文件!”李刚翻弄着厚厚一沓复印纸感慨道。然而,这满满一袋纸还是没能为小政敲开学校的大门。
  这位父亲其实早就为儿子选好了理想的学校。半年来,每天接送小政往返幼儿园时,李刚会路过家附近的霍营中心小学。鹅黄色的三层校舍、闪闪发亮的电动大门,让他觉得村里土操场、筒子楼的小学“根本不能比”。
  “那就是你要开始读书的地方!”他每次都指着学校叫儿子看,而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则是进入5月以来,小政听到的最多的话。
  为了鼓励儿子,韩美丽还专门到市场买了一张“荣誉证书”,写上“三好学生”和小政的名字。这张烫金的红纸被贴在家里一进门最显眼的地方。
  李刚说,正是因为女儿在读的私立中学无法参加中考,他才决定,无论如何也要把儿子送进公立小学去。以后才有机会上高中、读大学。
  初中毕业的李刚干过农活也当过建筑工人,他从未走进过任何一所大学,但他固执地认为,上大学,是人生的转折点,因为“学到的东西,谁也抢不走”。在他看来,孩子上学,就是他们夫妻俩人生中最重要的事,不管他和妻子怎么辛苦,“两个孩子是我们精神的最大支柱”。
  韩美丽每天要骑着电瓶车,跑二十多家冷饮摊,联系业务、收拾冰柜。而李刚早出晚归,大部分时间在货车上度过。他们需要给女儿治病,还要供养老家的父母。
  小政来京6年,只去过一次动物园。他没爬过长城,更没进过游乐场。这个城市大部分美好都与他无关,然而,他的童年并未因此而缺失。
  他喜欢甜食,偶尔能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吃个新口味的雪糕。他3岁就学会骑自行车,文具盒上贴满喜羊羊。
  这个小男孩从来不要零花钱,玩具连一个电动的都没有。在他的作业本上,出现最多的就是“100分”,而刚刚参加的“剑桥少儿英语一级考试”,老师拍着胸脯说,“小政一定能过”。
  眼下,韩美丽正等待着为自己的“犯错”承担后果。她整天哭泣,依然无法原谅自己。“对我一生来说,这是很严重的事。”她说自己不该犯法,担心失去工作,又挂念着儿子的前途。
  没人能说清楚,即将到来的,属于小政的9月1日,会不会有开学典礼。这个父母拼命想送上“起跑线”的小男孩很可能就此被送回老家读小学。还有一种可能,为了那厚厚的一沓材料,他必须再等一年。
  (中国青年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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